这个国家有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用避孕药喂大的鱼鳖虾蟹、用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用大粪熏制的臭豆腐，还有著名的地沟油，这是一种从下水道中提炼出的食用油，它出现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

这个国家的法制是这样建设的：先制定无数法律，然后制定无数精密的程序，然后制定无数实施细则，然后制定无数司法解释，最后……由领导决定案子输赢。

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事不能起诉，即使起诉了，法院也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会毫无疑问地败诉。有一些人会无缘无故地消失，有一些人未经审判就失去了自由。还有一些人冤屈难申，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寻求公平，这些人被称作“上访人员”，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词语，意思包括讨厌鬼、精神病人和恐怖分子。为了对付他们，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有时把他们赶回老家，有时把他们关进监牢，最聪明的是把他们关进疯人院。最近有一位上访者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是一位盲人律师，名叫陈光诚，他曾经为了别人的利益呼喊奔走，而此刻，他正被严密地看管在自己的家中，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许多人冒着危险前去探望他，可无一例外，全都被政府雇用的打手打了出来。

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离奇死法，在看守所内，如果有人无故死去，官方会给出各种富有想象力的解释，说他们因捉迷藏而死，因做梦而死，因发狂而死，还有人仅仅因为喝了一口水就会死，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死去的人都带着满身的伤痕。

在这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一支或多支拆迁队，他们的标准装备是铲车和棍棒，铲车用来拆除别人的房子，棍棒用来殴打和驱赶那些不听话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有人痛哭，有人下跪，有人把汽油泼在身上点火自焚，但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拆迁队的工程进度。许多人因此而死，却从来没有人为他们的死亡负责。

在这个国家，选举是一场奇怪的游戏，最终结果由上级决定，上级需要哪个人当选，哪个人就一定会当选，很少出现误差。在很多时候，人们需要从两个人中选出两个人来，还有些时候，这种选举甚至会违背数学原理，要求选民们从两个人中选出三个人来。每过五年，会有一次全国范围的选举，选上的人被称为人民代表，而事实上，他们几乎不能代表人民，只能算政府雇员，也只会帮政府说话。他们的典型人物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女士，她当了五十几年代表，从没反对过任何提案，也从来不曾弃权，她的工作非常简单，只是举手，并因此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最近情况有所变化，有些人未经政府同意就想参选，不幸的是，他们几乎全都失败，还有一些人因此而遭受不幸。

在这个国家，政府开办的救济机构会公开地买卖人口，有智力障碍的病人会被当成奴隶，卖到工厂和矿井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这个国家，怀孕的妇女会被强迫堕胎，一些婴儿会被强迫送进孤儿院，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及时凑够钱把他们买回去，这些孩子很可能会被卖到外地，甚至是遥远的外国。

在这个国家，报纸和电视的责任不是报道真相，而是为政府做广告。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人愚蠢，教人效忠政府。这种教育和宣传，让许多人都活在未成年状态，他们有成年人的身体，但在精神上，就像是世事懵懂的孩子，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怀念文革，鼓吹个人崇拜，还有一些人认为那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纯属子虚乌有，只是某些阴险小人阴险的编造。

在这个国家，每一种学问都必须为政治服务，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者就会创作什么样的历史；政治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学者就会发明什么样的经济学；大人物可以随意发明真理，这些真理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能够指导这个国家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甚至能够指导动物交配。

这个国家号称消灭了阶级，事实上，一个壁垒森严的阶级社会已经形成，上等人吃免费的特供食品，下等人只能吃肮脏而有害的食品。第一等级的人就读豪华而昂贵的贵族学校，第二等级的人就读普通学校，第三等级的人就读简陋的民工学校，第四等级的人基本没机会读书。

这个国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买飞机，经常慷慨地对外援助，但在自己的国土上，乞丐四处流浪，许多人看不起病，许多孩子读不起书，还有许多人正活在可耻的贫穷之中。

这个国家鼓励告密，政府为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份档案，档案中记录了从生到死的每一个变化、别人的评价以及许多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在工厂、在学校、在街头，密探们正秘密地观察每个人的言行。这里的空气压抑而紧张，民众不相信政府，员工不相信老板，学生不相信老师，妻子不相信丈夫。这个国家有一种奇怪的制度，总是让说谎者得到奖赏，久而久之，每个人都对谎言习以为常，每个人都主动说谎，说谎甚至成了一种美德。

在这个国家，有人因为写文章而入狱，有人因为说了某句真话而入狱，写作成了一种危险的事业，不能评述历史，不能幻想未来，更不能批判现实。许多字不能写，许多话不能说，许多事件不能提及，每一本书的出版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许多书被查禁，然后它们就会成为国外的畅销书。

这个国家可以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好一座桥。这个国家可以把政府大楼造成金碧辉煌的宫殿，却让孩子们坐在摇摇欲倒的危房之中。这个国家有无数豪华的行政座驾，却几乎没有一辆坚固的校车。就在两天之前，在中国甘肃，一辆只能坐9个人的校车塞进了64个孩子，然后很不幸地遇到了车祸，19个孩子因此死去。这些孩子大多来自最贫穷的家庭，他们还没有吃过一次麦当劳和肯德基，还没有去过一次动物园，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却已经过早地结束了。最近几年，这个国家举办了多次盛会，为此建造了大量美轮美奂的场馆，然而每次开幕之前，都会有许多“危险分子”眼含热泪离开自己的家，官方发言人说：他们自愿离开，没有人强迫他们。

这个国家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官僚队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贪污或受贿，每一种权力都被污染，成为致富的法宝或伤人的利器。根据公开的报道，每年有大量的财富用于这些官僚的吃喝、旅游和公车消费（每年九千亿人民币）。或许有人会问：纳税人为什么不反对？抱歉，在这个国家，没有纳税人这个词，有的只是“人民”。

有人会说，这些事不足为奇，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曾经有过。我承认，但还是要说，如果腐败可以分度数，那么5度腐败和100度腐败的差别不仅是个数字，前者还可以算是瑕疵，而后者已经成了灾难。我还要说，不能因为别的国家有腐败，就认为中国人应该忍受这种腐败。在中国，有些官方发言人会说，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所以不配享有更美好的生活，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的素质就很低；还有些人说，因为中国的独特国情，所以不能给民众以太多自由，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国情；还有些人说，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人权，而是稳定，在这里，我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2009年底，我混进了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传销团伙几乎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一位中国学者曾经对此做过精准的论述，他把这种社会称为“前现代社会”，主要有三种人构成：骗子、傻子和哑巴。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后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就是：骗子越来越多，傻子和哑巴都快不够用了。

如果说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你们知道，就在二十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身份主导型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个人能做什么，能做出什么成绩，不是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质，而是取决于他爸爸是谁。如果某人是个王八蛋，他的儿子也必是个王八蛋，很多年后，他的孙子、曾孙子依然是个王八蛋。

在二十多年之后，情况有了什么变化？我要说，有所进步，可是进步不大。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个身份主导型社会，官员的儿子、孙子依然做官，民工二代、民工三代依然是民工，巨头的儿子、孙子依然是巨头，即使他什么都不做，至少也可以混个将军。在近十几年中，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直在恶化，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板结型社会，每一种权力、每一门生意、每一项资源都被彻底垄断，平民子弟几乎没有希望，他绝对没机会能成为奥巴马，更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或乔布斯，即使他只想过正常的生活，那也将无比艰难。事实上，在最近的几年，中国市民阶层的生活正日益艰难，沉重的税负、昂贵的房价，日益上涨的物价和微薄的工资，人们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左右为难，举步维艰。出租车本是不错的行当，可就在几个月之前，有位司机亲口告诉我：他已经有几个月没吃过肉了。当我们经过一片豪华住宅区，他这样感慨：这里的大楼越建越多，为什么我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艰难？有一首歌谣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人们的忧虑：“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你们知道，中国已经成了奢侈品消费大国，但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这个国家，连死亡本身都已经成了昂贵的奢侈品。

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社会，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在工业、农业、商业还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国人都绝少创新，有的只是抄袭和模仿。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向世界输出价值观，为此建了很多所孔子学院，不知道它们是否改变了世界，但我相信，把它们全改成中餐馆肯定更受欢迎。我更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改革这糟糕的制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仍将是一个缺乏创新与发明的国度，它或许会有很多钱，但一定不会有太多文化；或许会有强大的武力，但一定不会让它的国民感觉平安；它或许能造出许多大房子，但可以断定，在这大而无当的房中，每一个细节都代表一个遗憾。

谈到中国的种种问题，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有人说是伦理道德的缺失，还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糟糕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权力不受约束，只能渐趋腐败；法律形同虚设，它是权贵的利器，更是平民的枷锁；警察和军队最大的作用是维护统治，只会让人们感觉更加恐惧，而不是更加安全；在这种制度之下，没人对历史负责，所以也就没人对现在负责，更不会有人对未来负责。人们只关心利益，只关心眼前，不守规矩成了最大的规矩，不择手段成了最好的手段，在官场，在商场，大多数竞争其实都是底线的竞争，总是让卑鄙的人胜出；在这种制度之下，每个人都会感觉屈辱，不管身边有多少“和谐社会”的广告，许多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离开这里，到平安的地方去。

这糟糕的制度，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和中国王朝政治的不伦之子，丛林法则、儒家权谋和共产主义的混血产品，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已经成长为一个又大又丑的怪胎，它虚荣、蛮横、自视甚高、从来不会认错，它打倒一个人是因为正义，给这个人平反，还是因为正义。一切好事都是它领导的，一切坏事都是因为背叛了它的领导。它主宰一切，只允许一种信仰，那就是信仰它；只允许一种感谢，那就是感谢它；它拥有每一份报纸、每一所学校、每一座寺庙，没有它的允许，连花朵都不能随便开放。它既强壮又脆弱，身患重病，却有着强大的杀伤力；它异常笨拙，却有着无比敏感的神经，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它神经紧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让它怒火中烧。这糟糕的制度，就像一个越来越大的毒瘤，毒害着每一滴血液、每一根神经，把君子变成恶棍，把美的变成丑的，并将最终把整个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

在几千年的战争和杀戮之后，人类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如同猛兽，必须把它关到笼子里。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但在中国，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大多数人依然是秦始皇的子民，他们相信英明的皇帝和大臣，却不相信良好的制度，总希望有一只不那么残暴的猛兽来统治他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因为猛兽正在身边徘徊，野性尚存，随时准备择人而噬。

当权力的野兽在身边咆哮，人们会变得格外谨慎，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他们就绝不会多说一句话。他们漠视自己的权利，也漠视别人的权利，邻居的房子被拆，他们若无其事地看着，等到他们自己的房子被拆，邻居们也在旁边若无其事地看着。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没人可以置身事外。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一人不安全，则人人不安全。这糟糕的制度能够运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为之出过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制度。制度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端起饭碗，问题就在碗里，当我们走在路上，问题就在脚下。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国家，这话不对，这国家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当它越来越好，是因为我们都曾为之努力，当它越来越坏，也是因为我们的努力。

要建设美好国家，需要有足够多的聪明而有担当的人，这就是“公民”二字的含义：爱自己，也爱国家，关心自己的权利，也关心别人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房子，也要勇于捍卫邻居的房子。在大众沉默之时，必须要有人发出声音，在大众踟蹰之时，必须要有人迈出脚步。这是光荣而艰难的事业，注定要经历挫折和磨难，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自己的责任，他们从沉默中走出，诚实地说话，温和地建言，有些人因此而遭受不幸，但即使身处黑暗的谷底，他们依然不放弃追寻光明，他们依然坚持，坚持在黑暗中发出孤独的声音。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说过一句话：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更应该这么说：邦无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有道。邦有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更加有道。

最后我要说，我不是阶级敌人，不是颠覆分子，我只是一个想把野兽关进笼子的热心人。我批评自己的国家，但这并不表示我恨这个国家，相反，我爱我的祖国，我爱它壮丽的山河、辉煌的文明，也爱它的苦难，并将因为这苦难而加倍爱它。我批评这糟糕的制度，但并不希望用暴力将之推翻，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流了太多的血，希望这些血没有白流，可以使这制度温柔地变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花朵可以自由绽放，中国的孩子可以尽情欢笑，中国，这古老的国家，苦难钟爱之地，能够变成富足、和平而自由的国家。

（以下是英文版，也是标准版，和中文版稍有出入。因为现讲演讲，我临时会有些发挥。）

Caging a Monster

Translated by Jane Weizhen Pan and Martin Merz

I am a Chinese writer. Allow me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my country. E—veryone knows that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China has built countless skyscrapers, commissioned countless airports, and paved countless freeways. My country’s GDP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and her products are sold in every corner of the planet. My compatriots can be seen on tour in London, New York and Tokyo wearing expensive clothes, chattering raucously. My compatriots also fill up casinos and line up to buy LV bags. People exclaim in amazement: China is rising, the Chinese are rich! But behind this facade of power and prosperity there are details of which many people are unaware, and it is precisely these details that make my country a very strange place.

Living in China is like watching a play in a giant theatre. The plots are absurd and the scenarios are unbelievable—so absurd, so unbelievable that they are beyond any writer’s imagination.

My country manufactures powdered milk containing melamine, feeds fish and shrimp contraceptive medications to enhance their growth, uses industrial alcohol in fake wine, preserves beancurd with human excrement, and produces “gutter oil,” the product of a notorious practice in which waste oil from gutters outside restaurants is recycl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In my country, the legal system works like this: countless laws are enacted, and then countless procedures are created, followed by countless enforcement regulations and detaile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but ultimately it is up to the political leaders to decide who wins and who loses a case.

In my country, many cases cannot be pursued in the courts. Even if legal action is taken, courts can refuse to hear a case. Even if the case is heard in court, the judgement is made well before the hearing starts.

In my country, many innocent people disappear, and some people lose their freedom without ever being sentenced by a court. Some people attempt to have their grievances addressed at a higher level by following procedures prescribed in law. These people are branded “petitioners.” In my country, the word petitioner conveys the sense of a nuisance, a mentally ill person, a terrorist. To deal with these petitioners, the government mobilises a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to herd them home, jail them, and in a particularly creative measure, incarcerate them in insane asylums.

Recently a famous petitioner, a blind lawyer called Chen Guangcheng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Chen is an advocate for people’s rights and dignity. At this very moment, he is a prisoner in his own home. Many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have attempted to visit Chen but all have been chased away by government employed thugs.

In my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eculiar ways to die in detention and officials are more creative than a novelist like me in coming up with explanations: died playing hide-and-seek; died while dreaming; died of psychosis; died sipping water. But in all cases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die in custody are covered in bruises and wounds.

In my country, every city has demolition crews equipped with bulldozers and truncheons. The bulldozers are for levelling people’s homes and the truncheons are for bludgeoning stubborn homeowners. To protect their homes, some homeowners beg on their knees, others cry, and some threaten to kill themselves or even actually self immolate. But nothing can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demolition crews and no official is ever brought to account when demolitions result in deaths.

In my country, elections are a charade—the government decides the results in advance. Their candidates are always elected. Very often people are asked to elect two out of two candidates. Other times, elections even defy basic math—three winners can be elected from two candidates. Every five years there is a national election and the winners are called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but the majority of them only represent the government.

One woman in her seventies, for example, has been a people’s representative for over fifty years and yet she has never tabled a motion, and never once voted against a motion. Her job is simple. All she has to do is raise her hand and she can live a comfortable life for performing this task. In recent years some people have attempted to compete in these elections without receiving government approval. These people almost always lose and often suffer miserably for their actions.

In my country, government-run relief organisations engage in human trafficking; intellectually-disabled people slave away in factories and mines; pregnant women are coerced to have abortions and infants are taken by force to be handed over to orphanages. These infants then are sold to other regions and even foreign countries if their parents cannot come up with the cash to buy them back.

In my country, the job of the press and electronic media is to promote the government, not to report the truth.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tasked with instructing the people to be loyal to the government and keeping the people ignorant, not with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As a result, many people have never grown up intellectually even though they are adults. Even today, many people in my country still are nostalgic for the catastrophic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ended over thirty years ago and still promote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Some people still deny that the unprecedented great famine of the early 1960s ever occurred, and insist that the millions of deaths by starvation is a fabrication.

In my country, every academic undertaking must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government. Academics must fabricate histo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interests. Economists must develop economic theories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agenda. In my country, leaders invent truths and their pronouncements are applied to every field of human endeavor, be it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or even animal husbandry.

In my country, the government claims to have eradicated classes, but in reality, class divisions are glaringly obvious. The highest class enjoys exclusively produced foods while the lower classes are left to consume contaminated and dangerous products. Children of the dominant class study at opulent private schools, while children of the second-class study at ordinary schools. The third class attend shabby schools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fourth class, well, they don’t get to go to school at all.

My county takes delight importing the latest jet airplanes and providing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 despite destitute beggars roaming the land at home, despite many of her people being unable to afford medical care, despite many children being too poor to go to school and despite a huge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In my country, informing on others is encouraged. The government has a secret dossier on every single citizen which records everything about us until the day we die—from innocent remarks about us to unsubstantiated accusations as well as many things we don’t even know about ourselves. Secret agents in factories, schools and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s covertly record everything people say and do. The atmosphere is oppressive—people do not trust the government, employees do not trust employers, students don’t trust teachers, and wives do not trust husbands.

In my country, there is a strange system that rewards liars, an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peopl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lying. People lie as naturally as they breathe, to the point that lying has become a virtue.

In my country, writing is a dangerous occupation. People are sent to prison for writing essays, or saying a few words of truth. Writers are not allowed to talk about history, or to criticise the present, let alone fantasise about the future. Many words cannot be written, many things cannot be spoken, and many issues cannot be mentioned. Every book has to go through a rigid censorship regime before it can be published. Many books are banned in my country, and then become bestsellers overseas.

My country is capable of launching a satellite into space but not of building a safe bridge across a river. My country is capable of building palatial government offices yet condemns children to substandard schoolhouses. My country provides millions of luxury cars to government official yet few safe school buses for children. Only two days ago in Gansu province in China’s northwest, 64 children were crammed into a nine-seat school bus. Then there was an accident and nineteen of them died. Most of these children came from poor families. They had never been to a Mcdonald’s, a KFC, or a zoo. Their lives ended tragically before they even started.

In my country, extravagant structures have been built one after another to host one extravagant event after another. However, many citizens considered “dangerous elements” a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own homes in tears whenever such an event is held. Yet, government officials insist that these people leave their homes voluntarily.

My country has one of the largest bureaucracies in the world. Most of these bureaucrats are either bribing or taking bribes. Power is being abused in every way imaginable and turned into a money-generating tool. According to publicly available reports, enormous amounts of public funds are wasted on sumptuous banquets, luxury trips and expensive cars provided to these bureaucrats. We are talking about 900 billion yuan or over US$140 billion a year. Some may ask: Why don’t the taxpayers say no to this practice? I’m sorry, the concept of taxpayers’ rights doesn’t exist in my country. All we have is the term “the people.”

Some may say, well, this is nothing to get excited about, because corruption exists in every country, at any time. I agree. But still, I want to say that if there were degrees to measure the rampancy of corruption, th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ve degrees and a hundred degrees is not merely a difference in readings—the former shows minor defects, but my country’s rampant corruption means disaster. I also want to add: It’s wrong to suggest my compatriots should put up with corruption simply because corruption exists elsewhere.

Chinese people don’t deserve a better life because “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Believe me, people who say this are themselves of low quality. The Chinese people should not be given too much freedom due to China’s “unique situation.” Believe me, people who say this are themselves perpetuating China’s “unique situation”. Stability is what China needs the most, not freedom, not human rights. Believe me, people who say this are themselves contributing to instability.

At the end of 2009 I infiltrated a gang of pyramid scammers. After spending some time living with them, I realised that the world of pyramid selling is Chinese society in miniature. A Chinese scholar once defined this kind of society as being in a “primitive state,” a society that is comprised of three kinds of people: liars, the deaf and the mutes. The good news is that Chinese society is moving forward —now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liars and we’re running out of the deaf and the mute.

The English scholar Henry Maine refers to the transition from individuals bound by social status or belonging to traditional social castes, to a modern world where people are independent entities free to make contracts on their own, as the progression of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If this progression is the benchmark for entering a modern civilised society, then China is still a nation in a primitive state.

My country was entirely a status-oriented society just over twenty years ago. What a person could do depended not on that person’s intelligence and competency. Rather, it depended on who that person’s father wa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f someone was deemed a “son of a bitch,” then his son would be deemed a “son of a bitch,” and many years later his grandson would also be deemed a “son of a bitch.”

Twenty years on, is there any progress? Yes, there is, but not much.

In my country, the sons and grandsons of officials are still officials while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re still migrant workers. All power, all business and all resources are monopolised. There is almost no hope for the sons of ordinary citizens to move up.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them ever becoming an Obama or a Steve Jobs.

In my country, just striving for a normal life is difficult. In fact, in recent years life has become much harder for the urban population due to the heavy tax burden, exorbitant housing prices, high inflation and low wages. Driving a taxi previously provided a good income, but a taxi driver recently told me he had not eaten meat for several months. He sighed as we passed a luxury residential estate. “More and more skyscrapers are going up,” the driver said. “But why is my life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My country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of luxury goods. And now, even living and dying in my country have become a luxury. A popular song encapsulates people’s anxieties:

Can’t afford to have children—caesarians cost five thousand and more

Can’t afford to go to school—a good school costs at least thirty K

Can’t afford an apartment—more than ten thousand for a meter of floor

Can’t afford to get married—no house, no car, no wedding, she’ll say

Can’t afford to get sick—medicine costs an arm and a leg

Can’t afford to die—cremation costs are through the sky

Creativity never flourishes in a status-driven society. That’s why in every field of endeavor—industry, agriculture, commerce and culture—my country contributes few innovations and new ideas, but excels at counterfeits and imitations. I believe that without reforming this rotten system, China will continue to be a nation that contributes few innovations and new ideas to mankind. It may have a lot of money but there won’t be much culture left. It may become a mighty military power but it will still be incapable of making its people feel secure.

People in China have come up with a multitude of explanations for my country’s numerous problems. Those who want to hold onto power say China has problems because the Chinese are just a “low quality people.” Therefore, they have to be controlled and managed. Conservatives say China’s current problems result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abandoning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Some religious groups say China’s problems result from the Chinese not having any faith, and consequently commit evil because they do not fear the wrath of god.

In my view, everything stems from the rotten system. A system with no restraints on power can only lead to corruption; a system in which the law exists in name only turns the law into a deadly weapon high officials use to oppress the citizenry. In this system,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police and the military is to maintain the political rulers in power and inspire terror, not for making people feel secure. In this system, no one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this system, people only care about short-term profits. In this system, not following the rules is the rule, and unscrupulous means are the only means i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so only the dirtiest players emerge victorious. In this system, everyone is a criminal so no one needs to repent. In this system, humiliation is felt by everyone, so no matter how much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promoted, the majority of people dream of escaping to a safe place.

This rotten system is the mongrel of Stalinist-Maoism and Imperi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 cross-breed of the rule of the jungl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trickery and communism. Decades later, this creature now has become a monster. This monster is vain, tyrannical and arrogant. It never admits to mistakes. It destroys people in the name of justice and rehabilitates them, also in the name of justice. It takes credit for everything positive, and blames others for all failures. It wants to lord over everything and only tolerates one faith, faith in itself. This monster only allows praise to one thing, praise to itself. It owns every newspaper, every school, and every temple. Without its permission, even flowers may not bloom.

This monster may be frail, but it is still resilient. It is terminally ill, yet it still possesses lethal power. It is dumb yet is also extremely sensitive—the slightest breeze can set off anxiety attacks, trivial matters can ignite a towering rage. This rotten system is like a festering tumor that is poisoning every drop of blood and every nerve cell of my country, and will ultimately drag the entire nation towards catastrophe.

Wars and man-made catastrophe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have taught people one thing: Power is a monster that kills. Therefore, it must be caged. But rather than striving for a better system, many Chinese people are still dreaming of a wise and kind-hearted ruler—a not-so-vicious monster. I believe this dream will remain a dream because a monster will attack as long as it is not caged—it is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When this powerful monster roars, people become timid. They are content to be mute as long as they can survive. They neglect their own rights, and the rights of others. They stand by idly when their neighbour’s home is bulldozed. When their own homes are bulldozed, other people stand by idly.

In a speech I delivered a month ago I spoke ab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 said: As citizens of our country, we must know that every one of us is an owner of our country. We are responsible for both its goodness and its flaws. We must not pretend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China’s problems. We all live on the same planet and no one can stand by idly. When one person’s freedom is deprived, no one is free; when one person’s safety is jeopardised, no one is safe. Some people say China is a nation that behaves as if it doesn’t have a bottom line. I disagree. I believe there is a bottom line—we are the bottom line. This rotten system persists because we all have contributed to it, in one way or another—we are the system. If the system improves, that’s because we have worked on it. If the system gets worse, that’s also because we have contributed.

To make this country a better country, we first must make ourselves better. A group of slaves can never build a great nation, but modern citizens can—citizens who are intelligent and responsible. They not only love themselves, but also their country. They not only care about their own rights but also the rights of others; they not only defend their own freedom, but also the freedom of others; they not only defend their houses, but also their neighbour’s houses. They will never evad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will speak out when everyone else is silenced; they will never stop advancing when everyone else halts in hesitation. To make ourselves better is an honourable process and we are bound to encounter setbacks and hardship. Despite hardship,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now are aware of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hey break the silence, speak the truth, and calmly make suggestions. Some are suffering for their actions but refuse to be cowered or silenced.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ago, Confucius said one should only serve the state if it is righteous, otherwise one should eschew serving the state. However, to become citizens of a modern society, I say we should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if it does not do the right thing, and we should also keep an eye on the government even if it is already doing the right thing. This is my belief and this is what will I do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Finally, I hope you believe me that I am not a class enemy, nor an over-thrower of governments. All I want is to cage the monster. Yes, I am criticizing my country, but that doesn’t mean I hate my country. Rather, I love my country. I love her splendid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her great civilization. I appreciate the suffering she has experienced. In fact, I love my country even more because of the suffering she has been through. Yes, I am criticizing her rotten system, but I do not want to see bloodshed while my country is improving herself. I hope the system will improve gracefully. I hope in the near future, in my country, flowers of freedom will blossom and children will smile without fear. I hope in the near future, my country,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a land of suffering, will become a nation of prosperity, peace and freedom, for all.

Via 葫芦葫芦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

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　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

林精武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脚就皮破血流，脚趾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　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力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1946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梵竹〈一张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的故事──访何既明先生〉，引自蓝博洲《共产青年李登辉──二进二出共产党第一手证言》）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怀的丘壑，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 847登陆舰在11月19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55位军官和499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而「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10月10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吴新荣《吴新荣日记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1945年10月，在举国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11月25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所有高雄、台南的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的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他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家人，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

彭明敏其实洞穿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　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　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对」的第一感觉，其实就是两个文化的对撞。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1947年2月28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一踏进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一夜苦刑之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1949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1949，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1947。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　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总共十二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国军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　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被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强推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垂眉跪了下来。（萧万长，龙应台专访，2009年4月30日）

【2009/08/18 联合报】

从1949年开始，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今年二月，联副曾制作一系列《1949六十年：我们的时代》专辑，回顾那一页悲怆的历史。而华文世界极重要的一支笔，龙应台，在酝酿十年、耗时380天，行脚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地后，写下了十五万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认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联副特刊精彩章节，回望这段流亡迁徙、生死离散的大时代。 （编者）

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湾亚热带的湿热烘得汗流浃背的七十军，晕头转向地走下了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投降的日军代表也被安排在码头上向胜利者的军队敬礼。胜利者却气急败坏、自顾不暇。在货物和辎重的磕磕绊绊、挤来撞去下，一团混乱上了火车，驶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第一眼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地排在那边肃静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吴浊流，《波茨坦科长》)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　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杨逸舟着，张良泽译：《二·二八民变》）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海星中学考卷）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它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

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　？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16°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维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刘玉章〈东北戡乱战争亲历记〉《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并发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107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沉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得死去活来，满脸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页9）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整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龙应台专访，2009年6月26日。台北师大路林精武家。）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　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2009/08/17 联合报】

虽然是白去了一次香港，很难在朋友面前有什么谈资，但是香港给我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如今内地很流行的话来讲——香港是一个很和谐的城市。比如下面这张照片，在香港的繁华地带铜锣湾，几乎每一个行人都从斑马线上过马路。也许你会说，这算不了什么，内地很多城市同样如此。我当然知道，所以过马路这件事并不是我的主题，请将视线移到人群的后面，看到了吗？天什么共，天什么华。这才是我的主题——和谐共生。

铜锣湾的这一幕，在香港随处可见。在尖沙咀天星码头，在红磡站，在这些人流量大的地方都会看到某某功的宣传摊点，他们拉起横幅，不断地播放“反动视频”，并向来往的行人派发传单，宣扬他们那一套理论。香港市民都习惯了，没人去理他们，倒是很多内地游客驻足于摊点前，看得津津有味。

一个在内地被取缔了近10年之久的非法团体，在香港这块土地上竟能得到合法的生存机会，并且还能如此“嚣张”的公开活动，相信很多内地游客对此无法理解。其实，香港也有一些人士认为，某某功如此长时间的占据公共场所进行政治宣传有损香港的旅游形象，建议警方出面“清场”。但此团体连续合法地向警方申请集会，警方也无能为力。

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去管这些人做什么。真理越辩越明，香港市民看他们表演了十年，早就厌倦以及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那套说辞，听长了时间也就会觉得是荒谬以及不值一驳的。与其去帮忙增加它的神秘感，还不如让它晒晒太阳，相信人民自有判断。

说起来，香港政府应该是整个中国的行政机关里面过得最窝囊、最憋屈的一个了。就在我到达香港的那一天，农历新年大年初一，香港的报纸用这样的头版头条大标题狠狠地扇了港府一巴掌——求神好过求政府——讲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香港市民觉得政府拼经济力度不够，没有能减少市民所受到的金融危机冲击。对港府失去信心的市民只能在大年初一凌晨跑去烧香，祈求神灵能够拉他们一把。

这样的新闻，在后来几天的报纸上比比皆是，港府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就我个人来看，港府能将香港治理到这样的水平就全球看来已实属罕见，只能说香港市民对于政府的期待过高，我设想如果将全体香港市民整体置换到世界上其他某个特大城市生活，那他们的后果也许只有一个，集体患上抑郁症，个个都仆街。

这不是危言耸听，香港市民的确是被惯坏了。而香港的媒体，在司法机关面前更是跋扈得吓人。早年曾有东方日报藐视法庭案，因为对法庭的判决不满，东方日报派出一队记者整日整夜的蹲守于法官的官邸前，并在头版发出挑战书，赤裸裸地威胁让法官小心，不要让狗仔队抓住了小辫子。法官也真是不当心，上班时座驾不小心违章，东方日报于是头版大照片、大标题予以曝光，并配以评论对法官进行近乎人身攻击的鞭挞。这一系列报道持续数日，直至东方日报被判藐视法庭才落下帷幕。强悍的报纸有着强悍的生命力，东方日报至今仍是香港发行量最高的报纸。

东方日报旗下还有太阳报，“求神好过求政府”就是出自太阳报之手。而另一家畅销报纸——苹果日报也绝不输人，批评起港府来更是一把好手。当然，香港也有“和谐”的报纸，比如文汇报，大公报等等，但是这些报纸在街上基本没有看到有售，并且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调查，文汇报和大公报在香港市民中的可信度列于市井小报太阳报及苹果日报之后，几乎垫底。报纸为谁说话，市民睇一眼便知。

香港市民不怕骂政府，但也丝毫不敢越界，这个界便是法。在香港违法的成本非常，比如不走斑马线横穿马路最高可被处以1500港币的定额罚款。在香港的时候，我行走于街道之上，总会看到街心公园里悬挂着横幅“此处全面禁烟”，而烟民们大多站在垃圾桶旁边吸烟，一副窘迫的样子。香港的法例规定，除了个别场所可延缓至2009年6月起实行外，其余公共场地均已全面禁烟，如违反此条例将会面对高额的罚款，并可能面对检控乃至监禁。因此烟民们只能在街头抽烟，而烟灰与烟蒂又不能随处乱弹，所以便会有烟民围着垃圾桶吸烟的景观出现。

得益于完善的法例和严格地执行，香港的城市整洁度之高令人惊叹。街头的公共卫生间都有专门的清洁公司负责打扫，政府并设立了巡视员对公共卫生间进行巡视。就我的观察，香港的公共卫生间设施均比较陈旧，但确实比较干净，卫生间内均没有异味，环境整洁。看来和谐并不是靠嘴巴说出来，是要靠一步步扎实做出来的。

对于内地的海关关员来讲，和谐同样是通过行动来实现的。当我乘坐直通车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准备进入内地的时候。广州东站的海关关员将我拦下了，他们从我的背包中搜出了一份明报——金庸创办的、香港市民眼中公信力排名第一的中文报纸，两份苹果日报——香港卖得最好的报纸之一，无情地将它们没收了，而头版赫然写着“求神好过求政府”的太阳报得以幸免。关员不容置疑地说，明报和苹果日报不准入境。我当然理解并配合着他们的工作，我也是受党教育多年，根正苗红的新闻工作者，我于是坚定地将三份报纸交到他们手中，然后昂首阔步地走向头顶写着“创建和谐社会”几个大字的内地边检窗口，准备回到久违了的无比和谐的家乡。

·缘起

此次沪苏杭之行，源于一条短信。那天，不记得是哪天了，我正在鸟不拉屎的鸟地方——凤翔岛度假村“疗养”，详情可以看蛋蛋同学的Blog。话说我正在凤翔岛那个鸟地方和“我的神啊”、“走来走去”以及蛋蛋同学用腿丈量地球，正当我们一行四人走到湖边观看破败的荷花时，画家给我发来短信。画家说，未来几天从武汉飞上海的机票很便宜，我们出去玩吧。我简单地回复“好啊”，心中已是激动得不行。之前的两个星期，因为一直窝在办公室做关于奥运会的报道，然后每天都吃着食堂的“奥运工作餐”，我早已是身心俱疲。凤翔岛所谓的“疗养”却丝毫不能达到放松的目的，我此行也仅仅只是为汉阳的蚊子提供了几餐可口的粮食，于己毫无益处。因此，东游势在必行。

·准备

住宿：
出游既然是势在必行，请好年假后，就要开始着手计划行程了。由于此前小翠、小猫等人的苏州之行取得了伟大的成功，我所以向她们讨教了不少。在小翠同学的建议下，我决定全程都入住国际青年旅舍，去体验一下国际青年大家庭的温暖，为了能够享受到更实惠的价格，我和画家以及“马家具”三人都在武汉扬子江国际青年旅舍办理了会员卡，会员卡全球通用，一年的价格是50元。事实证明，办卡是明智的，此行下来所节省的住宿费用早已超过了卡本身的价格。在画家的直接负责下，在出发前我们就已将一路上需要入住的旅舍预定好——在上海入住新易途国际青年旅舍、在苏州入住小雅国际青年旅舍、在杭州入住杭州国际青年旅舍（南山路）。

交通：
我们的旅行计划是从武汉坐飞机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坐火车去苏州，接着从苏州坐火车到杭州，最后从杭州坐飞机回到武汉。由于火车票的价格基本上是固定的，所以我决定只提前买好飞机票。提前一周购买飞机票可以享受到很高的折扣，价格比较便宜。最终，在权衡了很久之后，从武汉飞上海，我们订的是国航 CA1979航班的机票，票面价格是220元，从杭州回武汉订的是南航 CZ3850航班，票面价格是210，两趟飞行所需要支付的机场税和燃油费合计均是130元。与此同时，使用招商银行的信用卡在国航的网站上支付机票每张机票可以直减20元，也就是说去行的机票总价为220-20+130=330元，回来时的机票总价为210+130=340元。
关于机票有一个插曲。一开始从杭州回武汉，我所订的是东星 8C8258航班，在艺龙网上用信用卡付款之后，我在网上查看关于东星的新闻，发现东星欠中航油一屁股燃料钱，而且还拖欠空乘人员的工资，顿时对该公司的飞行安全产生了质疑。加之，画家的同学以前在东星工作，对该公司的管理颇有微词。所以我很想取消东星机票的订单，无奈已付款也只能听天由命。谁知，我在付款时输错了信用卡的有效期，导致订单无效，也算是机缘巧合选择了南航，让心头的大石落了地。最终，我们回来当天的那班8C8258航班安全运行，证明我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
建议：找机票到去哪儿网站，买机票去航空公司自己的网站比较便宜，有时还会送保险。

保险：
想我这般看重安全的人，出游当然不能不买保险。除了国航在购买机票时有赠送20万的航空意外险外，我们三人还自行购买了中国平安的旅行意外保险，三人一共的保费是99元，保险期是我们出行的7天。下次，我们出游再买保险就可以享受8折优惠，我一定还会再买的。

选座位&打印登机牌：
为了节省资源，现在国内的航空公司全部采用了电子机票。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在家里通过网络选择飞机上的座位以及打印登机牌。此次，我们小试牛刀，在家办理了网上值机，拿着自己打印的登机牌去办理托运、安检以及登机真是太牛叉了。别人都拿着统一样式的登机牌，我们却拿着A4纸打印的登机牌，优越感油然而生。不用在机场值机柜台前排队真是太好了。

此乃扮家具的标准动作。

特别准备

由于此次出行的人员包括“马家具”，所以还需要一项特别准备工作。马为什么要被称为“家具”呢？因为古语有云：动若脱兔，静若家具。马老师就是一个如家具般沉得住气的人——不到火烧屁股绝不挪窝。为了避免误飞机，我要求马老师在出发前一天晚上就和我们集合，第二天集体出发。事实证明，这项准备工作很有必要，第二天，我们顺利地走过武汉天河机场A01登机口的登机桥，登上了前往上海的飞机。

（未完待续）

To Luce, Thank you for listing my blog on your site. I interviewed Jean in Wuhan yesterday, and i wanna say ‘Bon Voyage’ to him. Merci again, L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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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阿甘正传》中，有一首歌唱到，“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加拿大人让·毕利弗（Jean Béliveau）或许能告诉人们答案，因为这个“加拿大阿甘”，在过去8年里已经徒步5万多公里，穿破了37双鞋，他的目标是在12年内步行7.5万公里，走遍66个国家。
为“和平”而走的让，日前来到了武汉。在接受采访时，让急切地说，“我真的很想去北京看奥运会”。

（小标题）
坐在我面前的让稍显疲惫，身上的白色T恤领口处有些发黄，胸口还落有点点污渍。不过这个长头发、浓眉毛的加拿大男人很健谈，说起自己的旅途故事，他总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让是加拿大魁北克人，2000年8月18日他从蒙特利尔出发踏上徒步环游世界的旅程，而那一天正好是他44岁的生日。他计划用12年的时间走遍世界66个国家，沿途宣传和平理念并呼吁保护儿童权益。
此前，让已经走过美洲，非洲，欧洲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他于今年5月17日到达成都，展开在中国境内的徒步旅行。让在成都的日子正好是汶川大地震发生不久，他也因此更直观地感受到了这场灾难带来的震撼。他说，那几天在四川，不时都会有余震的消息，人们都不敢在屋里睡觉，满街都是人。
让原计划从成都出发前往西安、郑州、青岛，由于地震震毁了道路，沿途又缺水少粮，他于是临时改变行程，经重庆进入湖北，然后打算一路东行去上海。
谈到近两个月的中国之行，让显得很开心。他说，中国人都很友好热情，街上有很多人和他打招呼，沿途也有不少人为他免费提供食宿和便利。让的环球旅行有一个重要诉求就是呼吁保护儿童权益，他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中国人爱孩子。”让说，“我看到父母们抱着或牵着孩子散步，一路上我从未看到有孩子受到伤害。在这个国家，父母和孩子相处得很和睦”。

（小标题）
说到孩子，让很兴奋地向我展示他与家人的照片，并一一作介绍，温馨的表情一直挂在他的脸上。只是，当他说到自己的父亲离世时，神情一下变得黯淡起来。
让和妻子吕丝育有一儿一女，让从家乡出发时，儿子托马斯20岁，女儿艾丽莎才18岁，如今艾丽莎已经是两个女孩的妈妈。8年来，让从未回过家，错过了两个外孙女的出生，以及自己父亲的离世。让说，父亲去世时他正在欧洲，妻子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一下子就呆住了。让后来曾作过一个梦，他梦见父亲在天上走而自己在地面上走，两人隔得很远，父亲听不见他的呼唤。“无论如何，旅途还是要继续”，让在沉默了一会后说出这句话，有一点伤感但仍能感受到他的坚定。
“你出门这么久，妻子没有意见吗？”我问让，并仔细观察他的表情。他稍稍迟疑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为了这事，老婆差点不要我了”。
让在计划这次环球旅行时并没有告诉家里人，“我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让面带顽皮的笑容说，“我花了8个月时间来计划这次旅行，但是直到临行前3个星期我才向家里人坦白”。
儿子托马斯很支持爸爸的计划，“他说，这真是太酷了。‘冲，阿甘，向前冲’，他还用这句电影台词来鼓励我”，显然让很在意儿子对自己的支持。
而妻子吕丝却并没为此感到高兴，并且当时就要闹离婚。“她很生气，对我说‘你走吧，你走了，我们之间就完了’。我说‘不，就算我不在家，我们的婚姻也不会有问题的’”，让在复述妻子的原话时，还显得有些紧张。好在后来，经过让耐心的劝说和解释，妻子终于同意了他的计划。
从此，让和吕丝就如同牛郎织女，天各一方。不过，每年让都会停止旅行一个月，好让妻子过来与自己团聚，吕丝在家的时候，就与丈夫保持联络，并更新让的旅行网站。有时候，儿子也会加入让的旅行，陪父亲走上一段。去年，当让在德国汉堡停留时，女儿艾丽莎带着让的大外孙女前去与他相聚，这是父女俩七年来首次见面，也就是在那时，让才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外孙女。
让说，其实他也很想家，总是盼望旅程能快一些结束，“早点回家总归是一件好事”，他说。

（小标题）
一路走来，让从一个面临中年危机的男子，变成了一个意在传递和平理念的“朝圣者”。当我问他为什么要将自己称作“朝圣者”时，他说，这个称呼与宗教、政治无关，我们或者可以把它理解为“流浪者”，一个为了理想而环球流浪的人。
让说，他在一家制作霓虹灯招牌的公司工作了15年，生活按照寻常的轨迹进行。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我累了，我对周遭的一切都感到厌倦。我想，是时候做一些改变了”。于是，他想到了环球旅行。“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从纽约徒步走到墨西哥，得花几天时间？接着就冒出了徒步绕地球的想法。”
念头一旦产生，让就再也无法将其从脑子中挥去。“我一想到这事就没法停下来，我一边觉得这样做很疯狂，同时又认为这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我很矛盾。”
最终，让下定决心出发。于是在8年前的8月，他带着装满帐棚、几件衣服以及食物和水的改装三轮婴儿车与3000元加币离开亲人。
此后，他走过美洲、非洲、欧洲，再走到亚洲，目前已走了5万多公里。让每天走30到40公里，靠着家人资助，与路人的好客过活。他的个人网站www.wwwalk.org，详细记载这趟旅程。他说，到目前为止，他已穿越过5个大沙漠，入住过约1400个家庭，穿破了37双鞋。
让从来不介意人家叫他“加拿大阿甘”，但是他坚持认为自己和阿甘不一样。阿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跑，而他却知道自己为何而走。“我并不是因为受到了那部电影的启发，人们为什么要叫我‘阿甘’？我不知道，或许是因为我儿子曾经对我说过‘阿甘，向前冲’吧”。

（小标题）
“路上幸苦吗？”面对这个问题，让显得很乐观，“旅程很有趣”，接下来，他给我们讲述了自己曾被关进警察局的故事。
让在旅途中一般是借宿在当地居民家里，如果附近没有人家，他就住帐篷。“我睡过桥下、墓地，甚至还在牢房过了几次夜”。“牢房？”我觉得有点离谱。“是啊，一共住过5次牢房”，让说起这些来，语气轻松，仿佛这是别人的故事。
“有两次是在美国，我夜里睡在街上，警察莫名其妙地就将我抓到警察局关进牢房。我喊着，放我出去，我只是一个旅行者，可是他们谁都不理我”，说到这儿，让模仿那些面无表情的警察来，目光呆滞。“过了一夜，我早上醒来又抓着铁栏大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最后他们才确认我不是坏蛋，把我放了出来”，让一边说着，一边做出手抓铁栏大声叫的样子，神色滑稽，眼睛里分明写着“无奈”二字。
其实，在8年时间里，让遭受到的无奈与危险绝不仅限于此。他在非洲曾经历过狮口余生，被一些国家拒绝入境，还曾遭遇过劫匪殴打，但让说，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因为野兽和劫匪与他在印度遇到的危险比起来差得远了。
“印度真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在那里开车的人完全不顾及行人，毫无规则可言”，让在说这些的时候，颇有一点“虎口脱险”的意思。

（小标题）
除了无奈与危险，让在旅途中也收获颇丰，比如在南非见到了前总统曼德拉，就是很让他感到自豪的一件事。
让到达南非后，就一直盼望能见到曼德拉。经过多番努力一直未能如愿。在离开南非前，他跟加拿大驻南非的领事说起这个遗憾，领事听说后极力促成了此事，让他梦想成真。让在写给妻子的电子邮件中说，“曼德拉先生讲话非常鼓舞人……这将对我很有帮助，以后我将会更加投入到年青人的事业中。”
让拿出自己与曼德拉的合照对我说，你知道吗？这张照片太有用了，在非洲一路上它都成了我的护身符。“曼德拉的威望太高了，我就像个被溺爱的孩子”让笑着说道。
被溺爱的孩子在非洲的好运气没那么快结束，让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甚至还享受过一次免费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完全免费”，让说。
出于礼貌，我并没有询问那是什么手术，不过看得出来，让对于那次经历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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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意义在于，道不同，亦可为谋”，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让说出了自己对于这趟旅程意义的理解。让最后给我讲了一个他和杀人犯的故事，我不敢断言故事是真的，但是故事传达出的道理却很发人深省。
让说，他有一次留宿在一个人家里，他们吃饭聊天，聊着聊着，那人告诉他，自己曾杀过人。让并没有害怕，仍然住在那个人家里，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继续上路。
我问让，你真的不害怕吗？让回答说，为什么要害怕？我没有权利去裁决别人的行为，因为我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故事，他为什么要杀人，他有什么理由，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愿意收留我，至少在那个晚上，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们总是因为别人与我们的相法不同，或者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则行事，就去和对方对抗”，让说，“这是没有道理的，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对和平的向往，只是人们对此认识有所不同罢了。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互相尊重，这世界便会和平”。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让用到了这句话，“和平和友爱，其实是人类共同的梦”。
怀揣着这个梦想，让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聊。原本只会说法语的他，如今已经能够熟练地用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与路人聊天。一开始觉得路途漫长的他，在走了5万多公里后，也开始觉得胜利在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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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采访，报社安排让到职工宿舍过夜。我的同事好意地提醒我，请我向让说明宿舍的条件比较简陋，让了解到我们的意思后说，“没关系，你们给我提供住宿已经很好了，我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人”。
这个自称简单的加拿大男人，在中国还想完成两个愿望。第一个就是希望有人能赞助他去北京看奥运会。让说，我非常想去看奥运会，这是一场和平的盛会，与我此行的目的很一致。要是有人邀请我去，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让的第二个愿望，是能够补上自己在西藏的行程。由于这次获得的中国签证时间很短，赶时间的让不得不从尼泊尔坐飞机到成都展开中国之旅，而那段空白的西藏行程让他觉得很遗憾。让接下来将前往韩国，菲律宾等国，他表示将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申请三个月时间的签证，如果签证成功，也许在明年让将回到中国，继续他的中国之旅。
让说，“这次全球旅行对身心都是极大挑战，但我了解了很多不同的文化，遇到很多有趣的朋友。这很有意义，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与让告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接受了我。我猜他也许是想说，感谢我们让他留宿，或者是想感谢我们这群东方人能够耐心地听他讲述自己想要传达的思想。其实，不管他想表达的是哪种意思，我都想说不用谢。
如他所言，和平和友爱其实是人类共同的梦想。

今天买的这本书，在我们部门如今是人手一本，真是形势一片大好，掀起理论学习新高潮。

书背后的简介上写：本书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组织理论界专家学者撰写的第五本通俗理论读物。本书对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回答，观点准确、说理透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本书用最新素材阐述理论问题．用身边事例说明深刻道理，图文并茂、文字生动、通俗易懂、可读性强，是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学生理论学习和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助材料。

我在豆瓣上查询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定价为26元的这本书的彩印本都还没有人读过，于是第一回抢了个沙发。我能抢到这个沙发，真是要感谢党，感谢中宣部，感谢理论局。

书我大概翻了一下，内容都和今年以来的热点问题相关，比如股市啊，工资啊，房价啊什么的。理论局的理论功夫就是强，假如老百姓带着一肚子怨气来读这本书，真要是耐心读完了，也许实际问题一时半会还得不到解决，但我保证他们的怨气肯定已经没有了，幸福指数可能也就上去了。看来，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理论和宣传工作真是重中之重啊。

等我完整的读完了这本书，有时间再写读后感。这本书，推荐党内人士，民主人士以及像我这样积极拥护我党的无党派新闻从业人员阅读，有百利而无一弊。

既然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说到底还是一本好书。囧

附：直面社会热点　展现理论魅力——中宣部就《理论热点面对面·2007》回答记者提问

P.S. 这本书的名字被人民网翻译成“Theory Hotspot”，我借过来用一用，但是hotspot这个词其实是有歧义的，不是很妥当，应该怎么翻译呢？

刚才收到一封邮件，是不知名的朋友转发过来的，起初我以为是政治宣传邮件，准备删掉，幸亏我点标题看看，这一看就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这篇文章和我之前笑称“不吃有脸的动物”的态度有着相同的诉求，那就是“对你的食物好一点”，他们一样是有生命，有感情，有父母子女的动物。

虽然我还没能成为一个完全的素食主义者，但是我坚信，仁慈的对待动物，才能显出人的素质和文明。

以下是邮件的开头几句，如需阅读或下载全文，可以访问作者的网站。

已經拿起尖刀。
人問魷魚：
“有什麼要交待？”

“只恨投錯胎。”
魷魚反過來問人：
“你呢？又有什麼想告訴我？”
“歡迎來到這個世界。”

動物有生命嗎？

是的，動物有生命。
不過一旦牠被煮得香香的，人們就忘記牠曾經有生命。

更多关于动物权益保护事宜，请访问善待动物组织（PeTA）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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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25日，位于香港中环爱丁堡广场的皇后码头(map)关闭。建于1925年的皇后码头一直是英国君主及其御用代表的身份象征，历届港督都会在皇后码头登岸就任，卸任后也都会在皇后码头登船离去。“末代港督”彭定康当年从这里上岸，最后却在别处离开。

1997年6月30日，香港下着雨，对于统治了香港150多年的英国人来说，这雨下得有些伤感。彭定康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毫不掩饰自己黯淡的心情——“大不列颠似乎都在哭泣”。然而，彭定康当天在于添马舰举行的告别仪式上说：“对全香港来说，今天是值得庆贺而不是叫人伤感的日子。如今，（香港）会由香港人管治，那是你们得到的承诺，也是一个不容改变的命运。”尽管伤感，彭定康仍在努力为英国赢得一个体面的告别。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回归祖国，彭定康在添马舰（map）码头匆匆乘船离开。那一天已过去十年，彭定康所说的香港人得到的“承诺”没有改变，香港没有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死去”，香港活着，活得很好。

回归十年，自由的香港高度自治，民主和谐。2006年12月，特区政府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在调查中，多数香港市民认为“一国两制”对于香港是有利的，同时香港市民也通过调查对“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情况表示了满意。十年来，在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的民主正在循序渐进地发展，十年间，连一向挑剔的美国和英国对香港的政治制度也鲜有负面评价。

回归十年，繁荣的香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如今的香港依然是全球金融和贸易的中心。有祖国做后盾，香港变得坚强了。十年来，香港先后遇到亚洲金融风暴、世界经济衰退、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以及非典、禽流感疫情带来的挑战，当有些人以为香港快支撑不住的时候，特区政府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沉着应对，将危机一一化解。

回归十年，内地先后推出“建立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自由行、粤港京港沪港合作、泛珠三角合作、开放人民币业务，推动国企到香港上市等一系列措施，支持香港经济发展，创造了内地与香港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香港回归１０年专题文章甚至写到：“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国的一部分，几乎保证香港会继续保持繁荣。

回归十年，港人的心离祖国更近了。特区政府200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75%的香港人以身为中国人为荣，62%的香港人认为中央政府有诚意照顾香港利益。这些数据反映了港人对祖国、对中央的态度，这显示大部分香港人在心灵上实现了“回归”。

十年之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诞生，十年之后，世人将慷慨地为香港喝彩。十岁的香港特区早已过了蹒跚学步的年龄，但前方的路仍然很长。成长中的困惑与烦恼只是迈向成熟的基石，没有理由令人沮丧。走下去，再过十年，香港，风华正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