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有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用避孕药喂大的鱼鳖虾蟹、用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用大粪熏制的臭豆腐，还有著名的地沟油，这是一种从下水道中提炼出的食用油，它出现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

这个国家的法制是这样建设的：先制定无数法律，然后制定无数精密的程序，然后制定无数实施细则，然后制定无数司法解释，最后……由领导决定案子输赢。

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事不能起诉，即使起诉了，法院也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会毫无疑问地败诉。有一些人会无缘无故地消失，有一些人未经审判就失去了自由。还有一些人冤屈难申，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寻求公平，这些人被称作“上访人员”，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词语，意思包括讨厌鬼、精神病人和恐怖分子。为了对付他们，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有时把他们赶回老家，有时把他们关进监牢，最聪明的是把他们关进疯人院。最近有一位上访者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是一位盲人律师，名叫陈光诚，他曾经为了别人的利益呼喊奔走，而此刻，他正被严密地看管在自己的家中，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许多人冒着危险前去探望他，可无一例外，全都被政府雇用的打手打了出来。

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离奇死法，在看守所内，如果有人无故死去，官方会给出各种富有想象力的解释，说他们因捉迷藏而死，因做梦而死，因发狂而死，还有人仅仅因为喝了一口水就会死，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死去的人都带着满身的伤痕。

在这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一支或多支拆迁队，他们的标准装备是铲车和棍棒，铲车用来拆除别人的房子，棍棒用来殴打和驱赶那些不听话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有人痛哭，有人下跪，有人把汽油泼在身上点火自焚，但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拆迁队的工程进度。许多人因此而死，却从来没有人为他们的死亡负责。

在这个国家，选举是一场奇怪的游戏，最终结果由上级决定，上级需要哪个人当选，哪个人就一定会当选，很少出现误差。在很多时候，人们需要从两个人中选出两个人来，还有些时候，这种选举甚至会违背数学原理，要求选民们从两个人中选出三个人来。每过五年，会有一次全国范围的选举，选上的人被称为人民代表，而事实上，他们几乎不能代表人民，只能算政府雇员，也只会帮政府说话。他们的典型人物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女士，她当了五十几年代表，从没反对过任何提案，也从来不曾弃权，她的工作非常简单，只是举手，并因此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最近情况有所变化，有些人未经政府同意就想参选，不幸的是，他们几乎全都失败，还有一些人因此而遭受不幸。

在这个国家，政府开办的救济机构会公开地买卖人口，有智力障碍的病人会被当成奴隶，卖到工厂和矿井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这个国家，怀孕的妇女会被强迫堕胎，一些婴儿会被强迫送进孤儿院，如果他们的父母不能及时凑够钱把他们买回去，这些孩子很可能会被卖到外地，甚至是遥远的外国。

在这个国家，报纸和电视的责任不是报道真相，而是为政府做广告。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人愚蠢，教人效忠政府。这种教育和宣传，让许多人都活在未成年状态，他们有成年人的身体，但在精神上，就像是世事懵懂的孩子，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怀念文革，鼓吹个人崇拜，还有一些人认为那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纯属子虚乌有，只是某些阴险小人阴险的编造。

在这个国家，每一种学问都必须为政治服务，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者就会创作什么样的历史；政治需要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学者就会发明什么样的经济学；大人物可以随意发明真理，这些真理适用于任何一个领域，能够指导这个国家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甚至能够指导动物交配。

这个国家号称消灭了阶级，事实上，一个壁垒森严的阶级社会已经形成，上等人吃免费的特供食品，下等人只能吃肮脏而有害的食品。第一等级的人就读豪华而昂贵的贵族学校，第二等级的人就读普通学校，第三等级的人就读简陋的民工学校，第四等级的人基本没机会读书。

这个国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买飞机，经常慷慨地对外援助，但在自己的国土上，乞丐四处流浪，许多人看不起病，许多孩子读不起书，还有许多人正活在可耻的贫穷之中。

这个国家鼓励告密，政府为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份档案，档案中记录了从生到死的每一个变化、别人的评价以及许多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在工厂、在学校、在街头，密探们正秘密地观察每个人的言行。这里的空气压抑而紧张，民众不相信政府，员工不相信老板，学生不相信老师，妻子不相信丈夫。这个国家有一种奇怪的制度，总是让说谎者得到奖赏，久而久之，每个人都对谎言习以为常，每个人都主动说谎，说谎甚至成了一种美德。

在这个国家，有人因为写文章而入狱，有人因为说了某句真话而入狱，写作成了一种危险的事业，不能评述历史，不能幻想未来，更不能批判现实。许多字不能写，许多话不能说，许多事件不能提及，每一本书的出版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许多书被查禁，然后它们就会成为国外的畅销书。

这个国家可以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好一座桥。这个国家可以把政府大楼造成金碧辉煌的宫殿，却让孩子们坐在摇摇欲倒的危房之中。这个国家有无数豪华的行政座驾，却几乎没有一辆坚固的校车。就在两天之前，在中国甘肃，一辆只能坐9个人的校车塞进了64个孩子，然后很不幸地遇到了车祸，19个孩子因此死去。这些孩子大多来自最贫穷的家庭，他们还没有吃过一次麦当劳和肯德基，还没有去过一次动物园，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却已经过早地结束了。最近几年，这个国家举办了多次盛会，为此建造了大量美轮美奂的场馆，然而每次开幕之前，都会有许多“危险分子”眼含热泪离开自己的家，官方发言人说：他们自愿离开，没有人强迫他们。

这个国家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官僚队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贪污或受贿，每一种权力都被污染，成为致富的法宝或伤人的利器。根据公开的报道，每年有大量的财富用于这些官僚的吃喝、旅游和公车消费（每年九千亿人民币）。或许有人会问：纳税人为什么不反对？抱歉，在这个国家，没有纳税人这个词，有的只是“人民”。

有人会说，这些事不足为奇，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曾经有过。我承认，但还是要说，如果腐败可以分度数，那么5度腐败和100度腐败的差别不仅是个数字，前者还可以算是瑕疵，而后者已经成了灾难。我还要说，不能因为别的国家有腐败，就认为中国人应该忍受这种腐败。在中国，有些官方发言人会说，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所以不配享有更美好的生活，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的素质就很低；还有些人说，因为中国的独特国情，所以不能给民众以太多自由，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国情；还有些人说，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自由，也不是人权，而是稳定，在这里，我请你相信，说这话的人，他自己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2009年底，我混进了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传销团伙几乎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一位中国学者曾经对此做过精准的论述，他把这种社会称为“前现代社会”，主要有三种人构成：骗子、傻子和哑巴。不过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后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就是：骗子越来越多，傻子和哑巴都快不够用了。

如果说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你们知道，就在二十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身份主导型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个人能做什么，能做出什么成绩，不是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素质，而是取决于他爸爸是谁。如果某人是个王八蛋，他的儿子也必是个王八蛋，很多年后，他的孙子、曾孙子依然是个王八蛋。

在二十多年之后，情况有了什么变化？我要说，有所进步，可是进步不大。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个身份主导型社会，官员的儿子、孙子依然做官，民工二代、民工三代依然是民工，巨头的儿子、孙子依然是巨头，即使他什么都不做，至少也可以混个将军。在近十几年中，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直在恶化，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板结型社会，每一种权力、每一门生意、每一项资源都被彻底垄断，平民子弟几乎没有希望，他绝对没机会能成为奥巴马，更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或乔布斯，即使他只想过正常的生活，那也将无比艰难。事实上，在最近的几年，中国市民阶层的生活正日益艰难，沉重的税负、昂贵的房价，日益上涨的物价和微薄的工资，人们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左右为难，举步维艰。出租车本是不错的行当，可就在几个月之前，有位司机亲口告诉我：他已经有几个月没吃过肉了。当我们经过一片豪华住宅区，他这样感慨：这里的大楼越建越多，为什么我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艰难？有一首歌谣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人们的忧虑：“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你们知道，中国已经成了奢侈品消费大国，但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这个国家，连死亡本身都已经成了昂贵的奢侈品。

一个以身份为主导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社会，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在工业、农业、商业还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国人都绝少创新，有的只是抄袭和模仿。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向世界输出价值观，为此建了很多所孔子学院，不知道它们是否改变了世界，但我相信，把它们全改成中餐馆肯定更受欢迎。我更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改革这糟糕的制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中国仍将是一个缺乏创新与发明的国度，它或许会有很多钱，但一定不会有太多文化；或许会有强大的武力，但一定不会让它的国民感觉平安；它或许能造出许多大房子，但可以断定，在这大而无当的房中，每一个细节都代表一个遗憾。

谈到中国的种种问题，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有人说是伦理道德的缺失，还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糟糕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权力不受约束，只能渐趋腐败；法律形同虚设，它是权贵的利器，更是平民的枷锁；警察和军队最大的作用是维护统治，只会让人们感觉更加恐惧，而不是更加安全；在这种制度之下，没人对历史负责，所以也就没人对现在负责，更不会有人对未来负责。人们只关心利益，只关心眼前，不守规矩成了最大的规矩，不择手段成了最好的手段，在官场，在商场，大多数竞争其实都是底线的竞争，总是让卑鄙的人胜出；在这种制度之下，每个人都会感觉屈辱，不管身边有多少“和谐社会”的广告，许多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离开这里，到平安的地方去。

这糟糕的制度，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和中国王朝政治的不伦之子，丛林法则、儒家权谋和共产主义的混血产品，经过几十年的发育，已经成长为一个又大又丑的怪胎，它虚荣、蛮横、自视甚高、从来不会认错，它打倒一个人是因为正义，给这个人平反，还是因为正义。一切好事都是它领导的，一切坏事都是因为背叛了它的领导。它主宰一切，只允许一种信仰，那就是信仰它；只允许一种感谢，那就是感谢它；它拥有每一份报纸、每一所学校、每一座寺庙，没有它的允许，连花朵都不能随便开放。它既强壮又脆弱，身患重病，却有着强大的杀伤力；它异常笨拙，却有着无比敏感的神经，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它神经紧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让它怒火中烧。这糟糕的制度，就像一个越来越大的毒瘤，毒害着每一滴血液、每一根神经，把君子变成恶棍，把美的变成丑的，并将最终把整个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

在几千年的战争和杀戮之后，人类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如同猛兽，必须把它关到笼子里。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但在中国，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大多数人依然是秦始皇的子民，他们相信英明的皇帝和大臣，却不相信良好的制度，总希望有一只不那么残暴的猛兽来统治他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因为猛兽正在身边徘徊，野性尚存，随时准备择人而噬。

当权力的野兽在身边咆哮，人们会变得格外谨慎，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他们就绝不会多说一句话。他们漠视自己的权利，也漠视别人的权利，邻居的房子被拆，他们若无其事地看着，等到他们自己的房子被拆，邻居们也在旁边若无其事地看着。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没人可以置身事外。一人不自由，则人人不自由。一人不安全，则人人不安全。这糟糕的制度能够运行，是因为我们都曾经为之出过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制度。制度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端起饭碗，问题就在碗里，当我们走在路上，问题就在脚下。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国家，这话不对，这国家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当它越来越好，是因为我们都曾为之努力，当它越来越坏，也是因为我们的努力。

要建设美好国家，需要有足够多的聪明而有担当的人，这就是“公民”二字的含义：爱自己，也爱国家，关心自己的权利，也关心别人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房子，也要勇于捍卫邻居的房子。在大众沉默之时，必须要有人发出声音，在大众踟蹰之时，必须要有人迈出脚步。这是光荣而艰难的事业，注定要经历挫折和磨难，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自己的责任，他们从沉默中走出，诚实地说话，温和地建言，有些人因此而遭受不幸，但即使身处黑暗的谷底，他们依然不放弃追寻光明，他们依然坚持，坚持在黑暗中发出孤独的声音。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说过一句话：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更应该这么说：邦无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有道。邦有道，我们应该批评它，监督它，使之更加有道。

最后我要说，我不是阶级敌人，不是颠覆分子，我只是一个想把野兽关进笼子的热心人。我批评自己的国家，但这并不表示我恨这个国家，相反，我爱我的祖国，我爱它壮丽的山河、辉煌的文明，也爱它的苦难，并将因为这苦难而加倍爱它。我批评这糟糕的制度，但并不希望用暴力将之推翻，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流了太多的血，希望这些血没有白流，可以使这制度温柔地变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花朵可以自由绽放，中国的孩子可以尽情欢笑，中国，这古老的国家，苦难钟爱之地，能够变成富足、和平而自由的国家。

（以下是英文版，也是标准版，和中文版稍有出入。因为现讲演讲，我临时会有些发挥。）

Caging a Monster

Translated by Jane Weizhen Pan and Martin Merz

I am a Chinese writer. Allow me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my country. E—veryone knows that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China has built countless skyscrapers, commissioned countless airports, and paved countless freeways. My country’s GDP i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and her products are sold in every corner of the planet. My compatriots can be seen on tour in London, New York and Tokyo wearing expensive clothes, chattering raucously. My compatriots also fill up casinos and line up to buy LV bags. People exclaim in amazement: China is rising, the Chinese are rich! But behind this facade of power and prosperity there are details of which many people are unaware, and it is precisely these details that make my country a very strange place.

Living in China is like watching a play in a giant theatre. The plots are absurd and the scenarios are unbelievable—so absurd, so unbelievable that they are beyond any writer’s imagination.

My country manufactures powdered milk containing melamine, feeds fish and shrimp contraceptive medications to enhance their growth, uses industrial alcohol in fake wine, preserves beancurd with human excrement, and produces “gutter oil,” the product of a notorious practice in which waste oil from gutters outside restaurants is recycl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In my country, the legal system works like this: countless laws are enacted, and then countless procedures are created, followed by countless enforcement regulations and detaile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but ultimately it is up to the political leaders to decide who wins and who loses a case.

In my country, many cases cannot be pursued in the courts. Even if legal action is taken, courts can refuse to hear a case. Even if the case is heard in court, the judgement is made well before the hearing starts.

In my country, many innocent people disappear, and some people lose their freedom without ever being sentenced by a court. Some people attempt to have their grievances addressed at a higher level by following procedures prescribed in law. These people are branded “petitioners.” In my country, the word petitioner conveys the sense of a nuisance, a mentally ill person, a terrorist. To deal with these petitioners, the government mobilises a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to herd them home, jail them, and in a particularly creative measure, incarcerate them in insane asylums.

Recently a famous petitioner, a blind lawyer called Chen Guangcheng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Chen is an advocate for people’s rights and dignity. At this very moment, he is a prisoner in his own home. Many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have attempted to visit Chen but all have been chased away by government employed thugs.

In my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eculiar ways to die in detention and officials are more creative than a novelist like me in coming up with explanations: died playing hide-and-seek; died while dreaming; died of psychosis; died sipping water. But in all cases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die in custody are covered in bruises and wounds.

In my country, every city has demolition crews equipped with bulldozers and truncheons. The bulldozers are for levelling people’s homes and the truncheons are for bludgeoning stubborn homeowners. To protect their homes, some homeowners beg on their knees, others cry, and some threaten to kill themselves or even actually self immolate. But nothing can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demolition crews and no official is ever brought to account when demolitions result in deaths.

In my country, elections are a charade—the government decides the results in advance. Their candidates are always elected. Very often people are asked to elect two out of two candidates. Other times, elections even defy basic math—three winners can be elected from two candidates. Every five years there is a national election and the winners are called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but the majority of them only represent the government.

One woman in her seventies, for example, has been a people’s representative for over fifty years and yet she has never tabled a motion, and never once voted against a motion. Her job is simple. All she has to do is raise her hand and she can live a comfortable life for performing this task. In recent years some people have attempted to compete in these elections without receiving government approval. These people almost always lose and often suffer miserably for their actions.

In my country, government-run relief organisations engage in human trafficking; intellectually-disabled people slave away in factories and mines; pregnant women are coerced to have abortions and infants are taken by force to be handed over to orphanages. These infants then are sold to other regions and even foreign countries if their parents cannot come up with the cash to buy them back.

In my country, the job of the press and electronic media is to promote the government, not to report the truth.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tasked with instructing the people to be loyal to the government and keeping the people ignorant, not with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As a result, many people have never grown up intellectually even though they are adults. Even today, many people in my country still are nostalgic for the catastrophic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ended over thirty years ago and still promote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Some people still deny that the unprecedented great famine of the early 1960s ever occurred, and insist that the millions of deaths by starvation is a fabrication.

In my country, every academic undertaking must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government. Academics must fabricate histo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interests. Economists must develop economic theories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political agenda. In my country, leaders invent truths and their pronouncements are applied to every field of human endeavor, be it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or even animal husbandry.

In my country, the government claims to have eradicated classes, but in reality, class divisions are glaringly obvious. The highest class enjoys exclusively produced foods while the lower classes are left to consume contaminated and dangerous products. Children of the dominant class study at opulent private schools, while children of the second-class study at ordinary schools. The third class attend shabby schools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fourth class, well, they don’t get to go to school at all.

My county takes delight importing the latest jet airplanes and providing aid to foreign countries, despite destitute beggars roaming the land at home, despite many of her people being unable to afford medical care, despite many children being too poor to go to school and despite a huge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In my country, informing on others is encouraged. The government has a secret dossier on every single citizen which records everything about us until the day we die—from innocent remarks about us to unsubstantiated accusations as well as many things we don’t even know about ourselves. Secret agents in factories, schools and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s covertly record everything people say and do. The atmosphere is oppressive—people do not trust the government, employees do not trust employers, students don’t trust teachers, and wives do not trust husbands.

In my country, there is a strange system that rewards liars, an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peopl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lying. People lie as naturally as they breathe, to the point that lying has become a virtue.

In my country, writing is a dangerous occupation. People are sent to prison for writing essays, or saying a few words of truth. Writers are not allowed to talk about history, or to criticise the present, let alone fantasise about the future. Many words cannot be written, many things cannot be spoken, and many issues cannot be mentioned. Every book has to go through a rigid censorship regime before it can be published. Many books are banned in my country, and then become bestsellers overseas.

My country is capable of launching a satellite into space but not of building a safe bridge across a river. My country is capable of building palatial government offices yet condemns children to substandard schoolhouses. My country provides millions of luxury cars to government official yet few safe school buses for children. Only two days ago in Gansu province in China’s northwest, 64 children were crammed into a nine-seat school bus. Then there was an accident and nineteen of them died. Most of these children came from poor families. They had never been to a Mcdonald’s, a KFC, or a zoo. Their lives ended tragically before they even started.

In my country, extravagant structures have been built one after another to host one extravagant event after another. However, many citizens considered “dangerous elements” a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own homes in tears whenever such an event is held. Yet, government officials insist that these people leave their homes voluntarily.

My country has one of the largest bureaucracies in the world. Most of these bureaucrats are either bribing or taking bribes. Power is being abused in every way imaginable and turned into a money-generating tool. According to publicly available reports, enormous amounts of public funds are wasted on sumptuous banquets, luxury trips and expensive cars provided to these bureaucrats. We are talking about 900 billion yuan or over US$140 billion a year. Some may ask: Why don’t the taxpayers say no to this practice? I’m sorry, the concept of taxpayers’ rights doesn’t exist in my country. All we have is the term “the people.”

Some may say, well, this is nothing to get excited about, because corruption exists in every country, at any time. I agree. But still, I want to say that if there were degrees to measure the rampancy of corruption, th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ve degrees and a hundred degrees is not merely a difference in readings—the former shows minor defects, but my country’s rampant corruption means disaster. I also want to add: It’s wrong to suggest my compatriots should put up with corruption simply because corruption exists elsewhere.

Chinese people don’t deserve a better life because “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Believe me, people who say this are themselves of low quality. The Chinese people should not be given too much freedom due to China’s “unique situation.” Believe me, people who say this are themselves perpetuating China’s “unique situation”. Stability is what China needs the most, not freedom, not human rights. Believe me, people who say this are themselves contributing to instability.

At the end of 2009 I infiltrated a gang of pyramid scammers. After spending some time living with them, I realised that the world of pyramid selling is Chinese society in miniature. A Chinese scholar once defined this kind of society as being in a “primitive state,” a society that is comprised of three kinds of people: liars, the deaf and the mutes. The good news is that Chinese society is moving forward —now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liars and we’re running out of the deaf and the mute.

The English scholar Henry Maine refers to the transition from individuals bound by social status or belonging to traditional social castes, to a modern world where people are independent entities free to make contracts on their own, as the progression of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If this progression is the benchmark for entering a modern civilised society, then China is still a nation in a primitive state.

My country was entirely a status-oriented society just over twenty years ago. What a person could do depended not on that person’s intelligence and competency. Rather, it depended on who that person’s father wa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f someone was deemed a “son of a bitch,” then his son would be deemed a “son of a bitch,” and many years later his grandson would also be deemed a “son of a bitch.”

Twenty years on, is there any progress? Yes, there is, but not much.

In my country, the sons and grandsons of officials are still officials while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re still migrant workers. All power, all business and all resources are monopolised. There is almost no hope for the sons of ordinary citizens to move up.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them ever becoming an Obama or a Steve Jobs.

In my country, just striving for a normal life is difficult. In fact, in recent years life has become much harder for the urban population due to the heavy tax burden, exorbitant housing prices, high inflation and low wages. Driving a taxi previously provided a good income, but a taxi driver recently told me he had not eaten meat for several months. He sighed as we passed a luxury residential estate. “More and more skyscrapers are going up,” the driver said. “But why is my life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My country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consumer of luxury goods. And now, even living and dying in my country have become a luxury. A popular song encapsulates people’s anxieties:

Can’t afford to have children—caesarians cost five thousand and more

Can’t afford to go to school—a good school costs at least thirty K

Can’t afford an apartment—more than ten thousand for a meter of floor

Can’t afford to get married—no house, no car, no wedding, she’ll say

Can’t afford to get sick—medicine costs an arm and a leg

Can’t afford to die—cremation costs are through the sky

Creativity never flourishes in a status-driven society. That’s why in every field of endeavor—industry, agriculture, commerce and culture—my country contributes few innovations and new ideas, but excels at counterfeits and imitations. I believe that without reforming this rotten system, China will continue to be a nation that contributes few innovations and new ideas to mankind. It may have a lot of money but there won’t be much culture left. It may become a mighty military power but it will still be incapable of making its people feel secure.

People in China have come up with a multitude of explanations for my country’s numerous problems. Those who want to hold onto power say China has problems because the Chinese are just a “low quality people.” Therefore, they have to be controlled and managed. Conservatives say China’s current problems result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abandoning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Some religious groups say China’s problems result from the Chinese not having any faith, and consequently commit evil because they do not fear the wrath of god.

In my view, everything stems from the rotten system. A system with no restraints on power can only lead to corruption; a system in which the law exists in name only turns the law into a deadly weapon high officials use to oppress the citizenry. In this system,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police and the military is to maintain the political rulers in power and inspire terror, not for making people feel secure. In this system, no one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this system, people only care about short-term profits. In this system, not following the rules is the rule, and unscrupulous means are the only means i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so only the dirtiest players emerge victorious. In this system, everyone is a criminal so no one needs to repent. In this system, humiliation is felt by everyone, so no matter how much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promoted, the majority of people dream of escaping to a safe place.

This rotten system is the mongrel of Stalinist-Maoism and Imperi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 cross-breed of the rule of the jungl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trickery and communism. Decades later, this creature now has become a monster. This monster is vain, tyrannical and arrogant. It never admits to mistakes. It destroys people in the name of justice and rehabilitates them, also in the name of justice. It takes credit for everything positive, and blames others for all failures. It wants to lord over everything and only tolerates one faith, faith in itself. This monster only allows praise to one thing, praise to itself. It owns every newspaper, every school, and every temple. Without its permission, even flowers may not bloom.

This monster may be frail, but it is still resilient. It is terminally ill, yet it still possesses lethal power. It is dumb yet is also extremely sensitive—the slightest breeze can set off anxiety attacks, trivial matters can ignite a towering rage. This rotten system is like a festering tumor that is poisoning every drop of blood and every nerve cell of my country, and will ultimately drag the entire nation towards catastrophe.

Wars and man-made catastrophe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have taught people one thing: Power is a monster that kills. Therefore, it must be caged. But rather than striving for a better system, many Chinese people are still dreaming of a wise and kind-hearted ruler—a not-so-vicious monster. I believe this dream will remain a dream because a monster will attack as long as it is not caged—it is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When this powerful monster roars, people become timid. They are content to be mute as long as they can survive. They neglect their own rights, and the rights of others. They stand by idly when their neighbour’s home is bulldozed. When their own homes are bulldozed, other people stand by idly.

In a speech I delivered a month ago I spoke ab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 said: As citizens of our country, we must know that every one of us is an owner of our country. We are responsible for both its goodness and its flaws. We must not pretend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China’s problems. We all live on the same planet and no one can stand by idly. When one person’s freedom is deprived, no one is free; when one person’s safety is jeopardised, no one is safe. Some people say China is a nation that behaves as if it doesn’t have a bottom line. I disagree. I believe there is a bottom line—we are the bottom line. This rotten system persists because we all have contributed to it, in one way or another—we are the system. If the system improves, that’s because we have worked on it. If the system gets worse, that’s also because we have contributed.

To make this country a better country, we first must make ourselves better. A group of slaves can never build a great nation, but modern citizens can—citizens who are intelligent and responsible. They not only love themselves, but also their country. They not only care about their own rights but also the rights of others; they not only defend their own freedom, but also the freedom of others; they not only defend their houses, but also their neighbour’s houses. They will never evad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will speak out when everyone else is silenced; they will never stop advancing when everyone else halts in hesitation. To make ourselves better is an honourable process and we are bound to encounter setbacks and hardship. Despite hardship,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now are aware of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hey break the silence, speak the truth, and calmly make suggestions. Some are suffering for their actions but refuse to be cowered or silenced.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ago, Confucius said one should only serve the state if it is righteous, otherwise one should eschew serving the state. However, to become citizens of a modern society, I say we should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if it does not do the right thing, and we should also keep an eye on the government even if it is already doing the right thing. This is my belief and this is what will I do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Finally, I hope you believe me that I am not a class enemy, nor an over-thrower of governments. All I want is to cage the monster. Yes, I am criticizing my country, but that doesn’t mean I hate my country. Rather, I love my country. I love her splendid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her great civilization. I appreciate the suffering she has experienced. In fact, I love my country even more because of the suffering she has been through. Yes, I am criticizing her rotten system, but I do not want to see bloodshed while my country is improving herself. I hope the system will improve gracefully. I hope in the near future, in my country, flowers of freedom will blossom and children will smile without fear. I hope in the near future, my country,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a land of suffering, will become a nation of prosperity, peace and freedom, for all.

Via 葫芦葫芦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

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　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

林精武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脚就皮破血流，脚趾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　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力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1946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梵竹〈一张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的故事──访何既明先生〉，引自蓝博洲《共产青年李登辉──二进二出共产党第一手证言》）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怀的丘壑，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 847登陆舰在11月19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55位军官和499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而「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10月10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吴新荣《吴新荣日记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1945年10月，在举国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11月25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所有高雄、台南的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的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他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家人，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

彭明敏其实洞穿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　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　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对」的第一感觉，其实就是两个文化的对撞。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1947年2月28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一踏进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一夜苦刑之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1949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1949，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1947。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　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总共十二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国军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　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被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强推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垂眉跪了下来。（萧万长，龙应台专访，2009年4月30日）

【2009/08/18 联合报】

从1949年开始，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今年二月，联副曾制作一系列《1949六十年：我们的时代》专辑，回顾那一页悲怆的历史。而华文世界极重要的一支笔，龙应台，在酝酿十年、耗时380天，行脚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等地后，写下了十五万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认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联副特刊精彩章节，回望这段流亡迁徙、生死离散的大时代。 （编者）

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湾亚热带的湿热烘得汗流浃背的七十军，晕头转向地走下了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投降的日军代表也被安排在码头上向胜利者的军队敬礼。胜利者却气急败坏、自顾不暇。在货物和辎重的磕磕绊绊、挤来撞去下，一团混乱上了火车，驶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第一眼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地排在那边肃静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吴浊流，《波茨坦科长》)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　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杨逸舟着，张良泽译：《二·二八民变》）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海星中学考卷）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它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

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　？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16°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维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刘玉章〈东北戡乱战争亲历记〉《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并发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107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沉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得死去活来，满脸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页9）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整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龙应台专访，2009年6月26日。台北师大路林精武家。）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　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2009/08/17 联合报】

via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６日电

维基百科条目：http://zh.wikipedia.org/wiki/猪流感

为什么是这个表情？我也不知道啊，囧死了。不过这张PP很有民工范儿，最近好像流行这个。

其实海魂衫和二流子之间没什么关系。

由于积攒的衣服都没有洗，所以今天只能把长袖的海魂衫扯出来穿，然后火速赶回家拿衣服。妈妈看我穿的衣服这么Old School，不停地说我好可怜，12块钱的衣服都往身上套，一点都不注意形象。一边还数落我的鞋子脏兮兮，然后帮我把洞洞凉鞋刷得干干净净。

之前做奥运，没有时间回去，妈妈帮我做了个手链，就是红绳子穿的两个金坨坨，一直叫我回去拿，今天回去她就帮我把这个两个金坨坨框在手上，然后满意地看着我这棵金光灿烂的圣诞树，挂着一根金项链，两个金坨坨，一个白金戒指再加上一块钢手表、一个橡胶手环，露出美丽的微笑。我说，我是不是应该把耳钉也戴上，将装圣诞树的事业进行到底？她说，你年纪大了，不要再装嫩了。我想也是，就让那个洞洞空着吧。

要不是我相貌忠厚，以我现在的圣诞树装束整个就是一个二流子，幸亏我妈向来都是以极大的宽容来对待我的那些任何别人看起来都是出格的装扮与行为。好在有这样一位母亲，我才学会了独立思考，以及撇开别人看法来处理问题的能力。我以前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别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承受了太多来自父母的压力，比如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说等等。这样的父母将孩子培养成一个不愿意对他们打开心扉的人，他们之间也有了很深的隔阂。虽然我和父母之间也有隔阂，但是更多情况下我都是在独立的处理遇到的问题，他们不会给我建议，只会去信任我，结果往往是我对得起他们的信任。

我一直都记得我爸爸曾经说过的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了解你，我知道哪些事你干得出来，哪些事你不会去干”。放手，有时候并不是放任，而是能让孩子自己意识到责任的一种方法。看来这种方法对我来说有效，我也感到很自豪。

说完了海魂衫引申出来的话题，接下来要把时间留给二流子了。我所说的二流子是伦敦的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就是昨天奥运会闭幕式上那个从罗格手里接过奥委会会旗的金发男。那一头乱糟糟的金发啊，真是雷死人。还有他在场上的表现完全就是一个二流子，简直是颠覆了英国绅士的形象。当然，在此之前贝克汉姆也算是颠覆过这个形象，不过人家是运动员也就算了，约翰逊是一个政客，一个政客都没有正形，真是太可爱了，和小布什有得一拼。

关于鲍里斯·约翰逊这个人，网上的介绍很多，我就不复制粘贴了。值得一提的是，伦敦市政当局将约翰逊在北京的照片张贴到了网上，还是很时髦地存在了Flickr上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膜拜一下，我很期待约翰逊这个大嘴在未来能够说出一些出格的话，这样一来，国际新闻不就有事情做了吗？哈哈哈。

看到很多人在批评张艺谋，他们认为奥运会的开幕式很一般，或许因为大家都只能在家看看央视的转播。今天有网友看过美国NBC电视网录播的开幕式后很为老谋子打抱不平，按照这位网友的说法，老谋子是被BOB的公共电视信号给害了。

为了证明网友所言不虚，我收集了一些开幕式现场的图片，有兴趣的可以去boston.com看看，本文的题图即是这些照片中的一张。为什么选用这张演员们腾空的照片，我是想说，开幕式现场的文艺表演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进步，一次腾飞，但是，电视媒体在转播时的思路和思想尚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不要因为一些瓶颈而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另外，我发现照片上的演员脚上都穿着“飞跃（Feiyue）”，我们很熟悉的老式运动鞋。在开幕式前几个小时，我收到了之前一天在网上订购的“飞跃”，想着自己和鸟巢里的演员竟然穿着同样的鞋子，多少会有一点激动。复古的风潮让“飞跃”重新流行，也许很多人会觉得“飞跃”很丑很廉价，但是80年代的孩子们早已习惯了不用在意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按照自己的路子走下去，我们坚信自己会进步。中国需要这样的自信，中国人更需要这样的自信。

倒计时——鼓缶而歌
这是最让人惊艳的开场，2008人鼓缶放歌，并用灯光组成的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数字倒数，很震撼，很中国。

开场焰火——29个脚印
29个由焰火组成的脚印沿着北京城的中轴线由南向北，朝着鸟巢迈进，代表着29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路走来，中国将为这漫长的旅程踏下最坚实的一个足迹。

国旗入场——歌唱祖国
没有我们熟悉的激昂奋进，只有优美的旋律和红衣女孩的童声演唱，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歌唱祖国》是那么的动听，直触心底。56个民族的小朋友簇拥着五星红旗走入场内，没有整齐划一的步伐，没有喧天盖地的口号，只有孩童的朝气与天真。或许，我的祖国已真正进步，以人为本，那么她将当之无愧地值得我们为她歌唱。

主舞台——炫目画卷
由发光二极管（LED）构成的中国画卷成为了2008年8月8日鸟巢当之无愧的主角。几乎所有的文艺表演都在这幅画卷上完成。当画卷徐徐展开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魅力一定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和——印刷活字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对于可和之人，和之。若单为和而和，不可。这即是中国的立国处事之道，和谐社会如此，和谐世界亦如此。

主题曲——我和你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 We are family. Travel dream, A thousand miles. Meeting in Beijing. Come together. Put your hand in mine. 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 We are family.
有人觉得这首歌不好，像催眠曲。我个人却十分喜欢，开幕式后，我在北京奥运会的官方网站上将这首歌曲听了很多次，每次都会有被触动的感觉。这首歌很适合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的调调，有些New Age的味道。

笑脸——2008个希望
随着《我和你》的音乐，2008张全世界儿童的笑脸绽放在“鸟巢”内，那一刻我只想像那些孩子一样咧开嘴笑。微笑这种世界共同的表情，超越了所有的肤色，民族，国籍和语言，当他们出现在孩子们的脸上，世界上所有的不快仿佛在那一刻都被忘记。尽管不快仍然存在，但哪怕是一小会儿的忘记，对于在现实中苦苦挣扎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超脱与喘息。或许，在那一瞬间，很多人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中国队入场——勇敢的孩子
出生于1998年的林浩与姚明并肩，带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入场。在汶川地震中，10岁的林浩自己脱险后又从废墟中背出两名同学，成为当之无愧的小英雄。带领中国代表入场，这莫大的荣誉绝不仅仅属于林浩一个人，这是中国人民对于地震灾区所有人的关爱，对于地震灾难中所有英雄的赞许。两个多月前，中国第一次举国为普通人降下半旗，今天，中国的普通民众也会发自内心地为祖国的进步而自豪。

点火——单飞
原本李宁将在空中与投射在主火炬上的凤凰汇合，完成一场“天人合一”的点火仪式。但由于技术问题，凤凰被取消了，所以李宁只能孤独地点燃主火炬，很遗憾。不过，当我看着李宁吃力地在鸟巢“碗边”祥云画卷上奔跑，他身后渐渐显现出奥运圣火在世界各地传递的画面时，突然有一种感动。超越自己，李宁做到了，中国也能做到。
北京奥运会开幕，中国的卷轴打开了，世界由此将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古老的国度。在华丽地释卷之后，中国还将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的十几天，值得期待。

雄鹰折断了翅膀，依然是雄鹰。

不管他们是否安在，我都想向他们致敬，雄鹰选择了飞翔，就值得尊敬。

灾难的发生距今已有二十多天，在这些日子里，我们震惊过，悲伤过，愤怒过，彷徨过，但最终我们集体选择了坚强。我想向受苦受难而毫无怨言的灾区群众致敬，向冒着危险拿命换命的军人致敬，向关爱着灾区群众的全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致敬。

我更要向老天爷致敬，是祂将灾难将在我们头上，因此才有了“多难兴邦”的豁达；是祂让雄鹰折断了翅膀，因此我们才懂得人民军队的勇敢与无畏。

灾区重建即将开始，新世界就在眼前。但是也许一直到数百年后，中国都不会忘记这场灾难，因为它让我们成长了太多。

同样我们也不会忘记，在这次地震中失去生命的人们。如同新华社记者写的这个让我饱含热泪的句子——即使很多年以后，我们这个民族还会记住：在川西北的大峡谷中，一架逆风飞行的直升机悲壮的背影_^。

让我们敬礼，向着天空！

谨以此曲——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四乐章（Dvorak – Symphony 9 in E minor, op.95 : “From The New World”, Allegro con fuoco）片段献给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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